中国古代香料的贸易及其重要性

根据考古资料，最晚在距今6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可能就已经用燃烧的香木祭祀神灵，称为“燎祭”。在先秦古籍《诗经》、《楚辞》、《尔雅》和诸子著作中都有使用芳香植物的记载，其中以《楚辞》为最多。《楚辞》中的佩香、饰香、赠香，既运用“美人香草”的比附，也有对高洁情操的赞美。楚地相对于中原地区来说，位置偏南，芳香植物的种类更丰富一些，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楚辞》文化，是中国香文化的源头。但总的来说，中国本土的香料还是比较贫乏的。

公元前204年，赵佗在岭南地区建立了南越国。南越国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交通条件，除了本地的香料植物比较丰富，还可以从南方的南洋输入香料，因此，这一地区的人较早地形成了燃香的习惯。考古工作者在南越王墓中发掘出土了5件精美的四连体铜熏炉，炉体由四个互不连通的小盒组成，可以燃烧四种不同的香料。广西贵县罗泊湾2号墓出土的南越国时期的铜熏炉内，还残存着两块白色椭圆形粉末块状物，研究者认为可能是龙脑香或沉香之类的香料。公元前112年，汉武帝派伏波将军平定了南越国，原先仅流行于南越国的沉香、檀香、龙脑香、乳香、丁香、排香、茉莉等香料也开始传入内地。三国时期，吴国占据南方州郡，垄断岭南的香料贸易。孙权曾派朱应、康泰出使扶南（公元1世纪至7世纪末的中南半岛古国，辖境大致相当于今柬埔寨及老挝南部、越南南部和泰国东南部一带，另有一些属国），从那里带回许多香料。康泰在所著的《吴时外国传》中记述自己和朱应出使扶南的经历和传闻，比较准确地记载了当地所产的香料品种。原书虽然没有保存下来，但有关香料的记载被其他文献所引用。

古代的香料，分为植物性香料和动物性香料两种。前者以植物的根、茎、叶、皮或果实为原料，获取香味物质，比如沉香、白檀、玫瑰、丁香、肉桂、花椒等，后者主要以动物的分泌物和排泄物为主，常用的有麝香、龙涎香、灵猫香和海狸香等四种。

香料本身所独具的香味和稀缺性，突显其珍贵，受人追捧。在众多香料中，沉香被公认为“众香之首”。中国古文献中有时写作“沈香”、“琼脂”，因气味香如蜜，又称“蜜香”，是瑞香科植物白木香树或沉香树的树心部位受到外伤或因真菌感染而分泌出的树脂，或是树木老化腐朽后自然凝聚的树脂。上等沉香密度很大，入水即沉，所以也叫“沉水香”、“水沉香”；次等沉香密度中等，“置之水中，不沉不浮，与水面平者，名曰栈香。”（《太平御览》）沉香树原产于印度、缅甸、柬埔寨、马来半岛、菲律宾、摩鹿加群岛和中国南部等地的深山老林中，采集非常危险，因此更显珍贵。沉香是瑞香科植物的一种特殊物质，树木受到风雷损伤、虫蠹鼠咬后，真菌乘隙入侵，瑞香木的薄壁组织细胞，内部贮存的淀粉类物质发生一系列化学反应，形成外皮腐朽、内含香脂的结构。结香后，经年累月，质地紧密，入水即沉，故名沉香。沉香具有行气止痛，温中止呕，纳气平喘的功效，受到达官贵人的偏爱和重视。沉香的主要产地分布在海南、两广和云贵等地，广东东莞特产“莞香”，是沉香中的珍品，唐朝以来一直列为朝廷贡品。中山也因出产沉香，古称“香山”。海南沉香，称为“琼脂”，冠绝天下，北宋宰相丁谓被贬海南后，著有《天香传》，书中有“贵重沉栈香，与黄金同价。”说明当时琼脂的珍贵稀缺。

沉香版画

能与沉香比肩的，只有龙涎香。这种黄色不透明的蜡状物，是由抹香鲸的消化道分泌物组成。抹香鲸捕食章鱼和鱿鱼后，未能消化的喙骨与肠道内的分泌物包裹成固体吐出。刚吐出的龙涎香色黑质软，在阳光和海水共同作用下，褪色变硬，并且散发香气。宋代文人张时甫在《可书》中记载了一个售卖龙涎香的故事。有一天，仆人看到一个外贸商人兜售二钱龙涎香，要价三十万缗。这是相当于三亿钱的天价了。宋徽宗宠妃刘氏派人还价二十万缗，伦家傲娇地拒绝了。当时六十公斤大米的价格不过六百钱，二钱龙涎香能换三万吨大米，专治各种不服。

龙涎香

广霍香，以“霍香”之名见载于《吴时外国传》:“都昆在扶南南三千余里，出霍香。”都昆为扶南属国。广霍香现在一般作为药材原料，古时曾经作为香料使用，与沉香、熏陆香、鸡舌香、詹糖香、枫香合称“六香”（张英、周光雄《广霍香的本草考证研究》）。由于当时造船技术和海上航行技术还不是很发达，所以，一直到唐朝前期，中原地区所使用的香料，除少量从南洋经由海路进口，主要还是通过陆路（丝绸之路）从西域传入的。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输入香料在汉代张骞通西域之前，就传说西域有香树，“花叶香闻数百里，名为返魂树。……斯灵物也，香气闻数百里，死者在地，闻香气乃却活，不复亡也。以香熏死人，更加神验。”（东方朔《海内十洲记》）返魂香究竟为何物，到今天还说法不一，不过从这段神乎其神的描述，可以看出当时人对产自西域的神秘香料的向往。张骞通西域之后，西域商人开始将各种珍贵香料运到长安（今西安）等地售卖。据说，汉武帝时，“弱水（在中国古文献中泛指极西且遥远的河流——引者注）西国”有人向武帝进献三粒香球。一开始武帝并不喜欢这种香，让人随意收了起来。没想到有一次长安发生瘟疫，“西国”使臣请求使用他上次进贡的香料。无奈，武帝命人焚烧香球。没想到，奇迹发生了：“宫中病者即日并瘥（病愈）。长安中百里咸闻香气，芳积九月余日，香由不歇。”（张华《博物志》）。

广藿香

鸡舌香，即丁香，桃金娘科蒲桃属植物。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丁香”，与春天常见的芳香袭人的丁香花，不是一种植物。丁香花虽有紫、白之分，但学名是“紫丁香”，原产于我国华北。而别名鸡舌香、公丁香的“丁香”，原产于南洋地区，有很强的药用价值，三国以前就已经输入到内地。

鸡舌香

安息香，又名云胶。中国古籍认为该香产自“南海波斯国”，即伊朗高原的一个古国——帕提亚帝国（公元前247—公元224年），该国的开国君主为阿尔撒息，汉语音译“安息”，所以称之为安息国，称这种香料为“安息香”。但安息香实际上并非产自伊朗高原。一说它是由两种不同香料合成的，即由伊朗地区出产的一种不知名的香料和马来亚群岛出产的小安息树的树脂合成（劳费尔《中国伊朗编》）。到了东汉以后，关于西域产香和传入中国的记载，更是不绝于书。魏晋以后，随着佛教的盛行，香料的需求量大增，又有更多的香料从西域输入内地。《魏略·西戎传》记载，大秦（古代对罗马帝国的统称，因罗马帝国统治的范围很广，在中国古籍中有时也泛指西域以西的广大地方）的香料有11种，分别是微木、苏合香、狄提、迷迷（迭）、兜纳、白附子、熏陆、郁金、芸胶、熏草、木香。

安息香

“没药”的古译，也有译“末药”的，为橄榄科植物没药树的树脂，出产于阿拉伯和索马里。赵汝适《诸蕃志》里说：“没药出大食麻啰抹国，其树高大，如中国之松，皮厚一二寸，采时先掘树下为坎，用斧伐其皮，脂溢于坎中，旬余方取之。”

没药树

苏合香，为金缕梅科植物苏合香树树干渗出的树脂，主产于非洲、印度和土耳其等地。不过当时人都认为苏合香不是一种香料，而是几种香料的混合体：“合会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后汉书·西域传》）“苏合是合诸香汁煎之，非自然一物也。”（《梁书·中天竺国传》）所以取其“合”意。晋代傅玄的《拟四愁诗》有“佳人赠我苏合香，何以要之翠鸳鸯”句。

苏合香树

迷迷（迭）香，唇形科迷迭香属植物，是现在很火爆的一款精油植物，在西餐、香薰中应用很广，其实，它在汉晋之际就已经很有名气。三国著名人物曹丕、曹植、王粲、陈琳等都写有迷迭（香）赋。曹丕《迷迭赋》云：“薄六夷之秽俗兮，越万里而来征；岂众卉之足方兮，信希世而特生。”曹植《迷迭香赋》云：“播西都之丽草兮，应青春而凝晖；……芳暮秋之幽兰兮，丽昆仑之英芝。”可见当时迷迭香已移植中原地区，并广为种植。

迷迭香

薰陆香，最初有人认为薰陆香即是乳香，是橄榄科植物乳香树树皮渗出的树脂，主产于红海沿岸，而另有一种意见认为，薰陆香和乳香是两种东西：“薰陆香是树皮麟甲，采之复生；乳头香生南海，是波斯松树脂也。”（《广志》）直到宋沈括在写《梦溪笔谈》时才明确薰陆香和乳香是同一种东西：“薰陆即乳香也，本名薰陆。以其滴下如乳头者，谓之乳头香，溶塌在地上者，谓之塌香。如腊茶之有滴乳、白乳之品，岂可各是一物？”明人李时珍也采用此说。郁金香，别名郁香、红蓝花、紫述香、洋荷花、草麝香，百合科郁金香属植物，原产小亚细亚，今天非常常见，尤其适合于冬湿夏干的地中海式气候种植，是土耳其、哈萨克斯坦、荷兰的国花。郁金香最晚在东汉时已经输入中国。东汉朱穆作《郁金赋》云：“众华烂以俱发，郁金邈其无双。比光荣于秋菊，齐英茂乎春松。……瞻百草之青青，羌朝荣而夕零。美郁金之纯伟，独弥日而久停。”晋傅玄作《郁金赋》说这种植物所散发出来的香气，“气芳馥而含芳，凌苏合之殊珍”，超过了苏合香。宋以后关于郁金香的记录很少见。现在中国栽培的郁金香，是晚近以来从欧洲重新引进的。

薰陆香

由于路途遥远，交通极为不便，汉晋时期从西域输入的香料毕竟有限，用香者基本上还局限于贵族豪富之家。据说三国时曹操戒奢崇俭，曾“禁家内不得香薰”。西晋有“韩寿偷香”的风流韵事，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来自异域香料的稀珍：晋帝好不容易得到一些来自西域的“奇香”，这种香一沾到人的身上（或衣物）便经月不散，晋帝把它视为奇珍，不肯轻易送人，只赐给国丈贾充以及最宠爱的大臣陈骞。后来，贾充之女贾午瞒着家人与韩寿私通，并偷来“奇香”与韩寿共享。一天，贾充闻到韩寿身上有一股“奇香”的香气，怀疑他与自己的女儿私通，便叫来女儿身边的侍女查问，侍女说出了实情。碍于面子，贾充只好顺水推舟，把女儿许配给了韩寿。历史上著名的“石崇与王恺比富”的故事，也与香料有关，说西晋石崇为了炫耀自己的富有，甚至连厕所里面也“常有十余婢侍列，皆丽服藻饰，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属，无不毕备。又与新衣著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厕。”（刘义庆《世说新语》）这一时期，可能已经从域外引种了部分芳香植物，如胡椒、龙脑香、迷迭香、乳香、安息香、苏合香、沉香、丁香等。

       

电影《绣春刀》剧照海上香料贸易从唐代中后期开始，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取代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外贸易的主要通道，数量更多的香料得以从海路输入中国。阿拉伯半岛盛产香料并热衷于制作、使用香料，正如古希腊学者希罗多德所说：“整个阿拉伯都散发出极佳美的芬芳。”当时，广州是香料贸易的主要港口，“源源不断的香料船，使广州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香料市场之一。”（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唐末五代时期有一位小有名气的文学家叫李珣的，本人就是波斯香药商的后裔，他的弟弟李玹以卖香药为业。李珣年轻时可能随弟弟乘船到过阿拉伯半岛，他根据自己的见闻撰写了《海药本草》一书，内中收录了50余种香药，大部分都是由阿拉伯商人从海路输入中国的，包括龙脑香、乳香、苏合香（返魂香）、丁香、小茴香、没药等。

       

宋代的海上香料贸易更加发达。《宋史》中记载异域香料的文字多达200多处，约30余种。为了加强对外贸易的管理，宋廷在各主要外贸海港设置了市舶司，专掌海外贸易。其中，广州香料贸易占进出口贸易的首位，出现了专门从事香料贸易的“香舶”。其次是泉州，每年进口香料10万公斤以上。1974年水下考古工作者在泉州湾出土的宋代沉船中出水了降真香、沉香、檀香等4700多斤。明代是继宋代之后又一香料进口的高峰期。“郑和下西洋”，每次都会带回“明月之珠，鸦鹘之石，沉南、龙速之香，麟狮、孔翠之奇，梅脑、薇露之珍，珊瑚、瑶琨之美”，“充舶而归”。据跟随郑和出使西洋的马欢、费信在《瀛涯胜览》《星槎胜览》等书中记载，郑和带回来的香料有占城（今越南东南部）的伽蓝香（沉香的一种），爪哇的苏木、白檀香、肉豆蔻、荜拨，溜山（今马尔代夫）的降真香，暹罗（今泰国）的罗褐速香、沉香、白豆蔻、大风子、血竭，满剌加（今马六甲）的黄速香、乌木、打麻儿香，忽鲁谟厮（今伊朗东南部）的龙涎香，苏门答腊的胡椒，天方（今阿拉伯半岛）的蔷薇露、俺八儿香，锡兰山的乳香，苏禄的降香，渤泥的片脑（龙脑香）。

龙脑香

印度贾巴尔普尔香料市场除了“郑和下西洋”直接带回的香料，其他时期“西洋”各地以贺寿、贺登基、贺新岁、贺皇子诞生等名目向明廷进贡的香料也不少。比如，洪武十一年（1378），彭亨（马来半岛东部）进贡胡椒2000斤、苏木4000斤以及檀香、乳香、龙脑香等香料；洪武十五年（1382）爪哇进贡胡椒75000斤；洪武十六年（1383）占城进贡檀香800斤、没药400斤……其他年份的进贡史书不一定有记载，但据说达到了“往来道路，贡无虚月”的地步，致使明廷不堪重负——因为天朝大国死要面子，每次回赐礼物的价值要远远高于进贡香料的价值。后来，明廷不得不多次重申限制进贡的频率和规模。为了“消化”这数量庞大的香料贡品，明朝出现过用香料充作官俸的情况。永乐年间规定，文武官员的俸禄，春夏两季发给大明通行宝钞，秋冬两季则以苏木、胡椒“折支”：“五品以上折支十之七，以下则十之六。”宣德九年（1434）又规定京师文武官员的俸禄以胡椒、苏木折钞，胡椒每斤折钞100贯，苏木每斤折钞50贯。

《马可·波罗游记》记载 ：印度奎隆王国收胡椒的黑人清代香料贸易有了一些新变化。清代前期，统治者依然享受着“万邦来朝”的待遇，异域香料依旧以“进贡”的形式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如康熙十二年（1673），暹罗为康熙皇帝祝寿，一次性就进贡帝龙涎香一斤、沉水香二斤、速香三百斤、安息香三百斤、白豆蔻三百斤、腾黄三百斤、胡椒花一百斤、紫梗二百斤、树皮香一百斤、树胶香一百斤、儿茶一百斤、大冰片一斤、中冰片二斤、片油二十瓢、樟脑一百斤、黄檀香一百斤、蔷薇露六十罐、硫黄一百斤；皇后贡品每样减半（梁廷枏《粤道贡国说》）。清中期以后，由于欧洲殖民势力的扩张，许多出产香料的地方变成了欧洲人的殖民地，传统的“海上香料之路”也被欧洲人控制，向清廷进贡的香料越来越少。香料贸易虽然继续存在，但不再以朝贡贸易，即物物交换的形式进行，而是插进了“中间商赚差价”——欧洲商人和“十三行”商人联手垄断了香料贸易，甚至连朝廷所需的香料也需要委托欧洲商人和“十三行”商人来采买。1840年鸦片战争、特别是1884年中法战争（这次战争使越南变成了法国殖民地）后，传统的朝贡香料贸易被彻底终结。

古代香料如此重要的最主要原因——香料在方方面面都已融入古人的生活常态。香料用途广泛，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使用香料已是生活的常态。上古时期，古人收集各种香料供奉神明，祭祀祖先，以求洁净身心、通灵开化的目的。夏商周时期，出现以香料为原料的胭脂香粉，这种习俗逐渐从宫廷走向了民间。香料还有药用价值。东汉桓帝在位期间，侍中刁存有严重的口臭。每次上朝汇报工作，刁存的口气熏得桓帝欲仙欲死。忍无可忍之下，桓帝赐他鸡舌香，口含之后，口臭立消，吹气如兰。至明清，尚书含香一直是重要的官场礼仪，也有侍奉君王之意。

香料受古代上流社会的认可，奠定了其地位。香料还能充当政治媒介的作用。《魏武帝文集》有曹操写给诸葛亮的一封信，原文是“今奉鸡舌香五斤,以表微意。”鸡舌香十分名贵，曹操此举并非厌恶诸葛亮有口臭，而是暗示能与诸葛亮同朝为官，同时彰显自己的身份。可惜诸葛亮不吃这一套，曹操的马屁拍在马腿上了。“元四家”之一的倪瓒性格孤傲，家财万贯，爱香如命。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倪瓒看不上这位和尚出身的皇帝，散尽家财，归隐山林。不过，倪瓒在归隐之前忘了交税，遭到税吏追捕。一天，芦苇荡中飘来阵阵奇香，税吏寻香而去，发现倪瓒正在焚着龙涎香享受生活。税吏一拥而上，顺利逮住了倪瓒。

文人对香料的钟爱，进一步提升的其存世的价值。香料在文人的追捧下，从物质层面跃升为精神追求的象征。宋朝是香料文化的高峰，苏轼、黄庭坚、朱熹等人有大量写香的诗文流传，在《听琴图》、《文会图》、《西园雅集图》《竹涧焚香图》等画作中，焚香已是宋人生活的一部分。宋朝文人喜好燕居焚香，以香会友，吟诗作赋。文人雅士设席斗香，对香气风格、香雾形态、焚香时间进行观察，结合香具和周围环境，对各种香料做出考评。焚香与点茶、插花、挂画，成为宋朝文人之间“四大雅事”。

明末清初学者周嘉胄花了二十多年时间，潜心研究香学，著有《香乘》一书，全书二十八卷，列举了各类香料及其使用方法，是明朝以前香文化的集大成者，清代的《四库全书》将其收录，为后世索香用香不可多得的工具书。明朝屠隆总结：“ 香之为用,其利最溥。物外高隐,坐语道德,焚之可以清心悦神。”香料不仅深入古代生活的方方面面，还能修身养性，愉悦身心，从而产生了芬芳恬淡的生活方式。香料已经脱离了原有的物质形态，上升为陶冶性情的精神取向。

在古代的宗教祭祀、美容香熏、餐饮提味、药用保健等方面，香料充当着重要的角色。民间把香料与生活品质划上了等号，官方将香料的使用作为一种礼仪制度，在文人的渲染下，香料更是高尚情操的象征。香料文化，是传统文化中不得不说的要点。可以说古人对香料依赖无处不在，也正是因为这样，香料在古代的地位才会如此重要。